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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市政协委员、首都体育学院院长 钟秉枢
1月1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访的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举行元首会谈后，共同出席了一项特殊活动———“2019中芬冬季运动年”启动仪式，两国发表了未来4年联合工作计划，公布了一系列冬季运动合作措施，并探讨在冬奥会后继续推动冬季运动发展合作的可能性。此前，习近平主席也曾在多个场合强调，“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集政治影响力、经济生产力、文化传播力、社会亲和力于一体，体育的发展与国运兴衰高度关联。
我国体育成就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生动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构建了以“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为组织保障，以为国争光为主要目标的竞技体育体系，构建了以政府主导，军队学校企业农村等行业工会、体协分类指导，以“锻炼身体保卫祖国、锻炼身体建设祖国”“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为主要目标的群众体育体系，创造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
进入新世纪后，尤其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在整体体育层面上强调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协调发展，把群众体育摆上重中之重的位置，使体育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在竞技体育层面上着力解决三大球等群众喜爱的项目长期落后问题，在夏季与冬季项目上强调恶补冬季项目的短板，朝着均衡发展的方向稳步前进。
我国竞技体育的改革折射了国家改革开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邓小平所说的第二次革命。从1986年4月国家体委《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到1997年以政事分开、管办分离为目标的运动项目管理体制改革全部到位，20个管理中心管理着41个单项协会和56个运动项目。2000年出台的《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明确提出，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协会制，分期分批进行协会实体化改革。但随着2001年北京成功获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由事业型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向社团型协会的转变没有实质性展开，被看作是“过渡中”的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开始定型下来，形成了2014年中央巡视组反馈体育总局巡视情况时提及的格局：“总局直属单位行政、事业、社团、企业四位一体，权力高度集中”。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集合号：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2016年国家体育总局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正式撤销，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脱钩”，中国体育社团改革破冰前行。
我国优秀运动员的形象展现了国家形象、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20世纪50年代容国团的“人生能有几次搏”，60年代乒乓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零开始”的雄心壮志和辩证思想，登山队“敢笑珠峰不高，定叫红旗飘上顶”的英雄气概，激励着全国人民顺利渡过难关;20世纪80年代，中国跳水队“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栾菊杰为人民宁可倒在剑台上的气魄，游泳队不把中国游泳搞上去死不瞑目的决心，女排姑娘为祖国拼搏的最佳精神，鼓舞着中华儿女为振兴中华而奋斗;进入21世纪，篮球运动员姚明的职业品行和文化传播，北京奥运会上中国运动健儿金牌成就梦想，里约奥运中国女排的逆转，平昌冬奥会武大靖500米短道连续打破世界纪录的神迹，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以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思想为核心的运动员精神，被誉为“英雄志、民族魂”。一个包含了运动成绩、个性偏好和社会参与乃至言行举止在内的立体多维的运动员形象成为国际社会公众认知中国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无痕倡导者。
